读张耀南先生大著《张东荪》时，我惊讶地发现其中《东荪先生年表》竟与我的《张东荪著述年表》（未刊）部分内容几乎雷同。
近来拜读了张耀南博士的新著《张东荪》（该书作为傅伟勋和韦政通先生主编的“世界哲学家丛书”的一种，1998年8月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印行）。我认真拜读该书最后部分——《东荪先生年表》，并将它与我所编的《张东荪著述年表》（未刊）相对照。令我吃惊的是：该年表第408页所写的张东荪在日本时的活动、第409－413页叙述的张东荪1911－1918年的活动，第414－421页记述的张东荪在1919－1927年的活动……等等，均是按时间顺序列举了张东荪的著述情况，而所列举的张东荪著述，竟与我未刊的《张东荪著述年表》几乎雷同，甚至我在原稿中出现的错误，也惊人地相同。
例证一：我当初在抄写中出现的错别字及时间错误，在张耀南的书中同样出现。如《正谊》杂志1卷5号、6号、7号、8号、9号刊行的时间，正确的应该分别是1914年9月15日、12月15日、1915年2月15日、4月15日和6月15日，我当时误将之分别错写成1914年5月15日、6月15日、7月15日、8月15日和9月15日，这样，年表中所记张东荪分别在各期上发表的文章，在时间上便依次出现了错误，而张耀南居然也如法炮制，在第9页上将张东荪的《予之联邦组织论》、《根本救国论》发表的时间也分别错写为“1914．5”和“1914．7”，实际上应该为1914年9月15日和1915年2月15日；第410－411页上，关于张东荪在《正谊》杂志1卷5号、6号、7号、8号、9号上发表文章的刊行时间，都与我所出现的错误完全一样。
例证二：当初在抄写时有些带有我个人特点的字迹，张耀南在抄写时没有猜出来，不仅错抄了一些字，而且有几处根本猜不出，便以空格“口口”来代替。如第410页，我原稿为“《总统连任问题》”，张耀南误写为“《口位连任问题》”，显然将“总统”的“统”误猜成“位”，“总统”的“总”字根本猜不出来，以空格“口”代替；如411页，我原稿为“《行政法与平政院之讨论》，张耀南误写成“《行政法与口政院之讨论》”，显然无法猜出“平”字，便以空格“口”代替；再如411页，我原稿为“《名实与帝制》”，张耀南却写成“《石口与帝制”》”，显然是将“名实”的“名”误猜为“石”；“名实”的“实”根本猜不出来，只好以空格“口”代替。其它如“章秋桐”误写为“张秋桐”等等，更是显而易见。
至此，我初步推定，张耀南先生是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不规范地引用”了我的未刊稿。但令我震惊的是，张耀南在“著者按”中竟然声称：“以上《东荪先生年表》，为海内外首份，无任何类似资料可资依凭”。我觉得有必要澄清事实真象。
张耀南口头承认“用”了我的成果，当问及为何强调“以上《东荪先生年表》，为海内外首份，无任何类似资料可资依凭”时，他沉默不语。
当时我感到纳闷：《张东荪著述年表》，是我在翻阅大批第一手资料特别是旧报刊基础上、经过多年努力编成的，包括文章署名（笔名）、篇名、刊载期刊号、出版时间等信息。这些基础性的工作为研究张东荪的生平和思想作了比较充分的资料准备。《张东荪著述年表》非常详细，也非常全面，为张东荪研究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如果依照年表上所提供的篇目、期刊及时间去找，可以很轻松地找到所需要的资料。当初做此《年表》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研究起来方便，并为编著《张东荪年谱》作准备，除了在几个师友间传阅并给过张东荪的嫡孙张饴慈先生一份外，并没有几个人知道，张耀南是通过什么途径得到它的呢？
9月下旬的一天，我拨通了张饴慈先生的电话，告知了我的疑虑。张先生肯定地说：三年前，张耀南从我这里看过你的这份《张东荪著述年表》。
原来，1995年10月，我在拜访张先生时说起我正在收集资料，目前刚刚编成《张东荪著述年表》。张先生很感兴趣，请我为他提供一份，以便于共同搜集资料。随后，我先抄录了一份《张东荪著述年表》（1906－1926年）给张先生，寒假时又抄了《张东荪著述年表》（1927－1950年）交给了张先生。不久，张先生告诉我：张耀南来家里，看到了你的这份《年表》，我把你的通讯地址给了他，请他与你联系。随后，张先生又多次问：张耀南与你联系了没有？我很长时间里根本没有得到张耀南先生的任何消息。直到一年后（1996年12月），因为编辑《张东荪全集》的事才第一次见到他（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见面），但他对此事只字未提。
10月22日晚，我再次打电话给张饴慈先生证实此事。我问：张耀南是在你家看的，还是拿走看的？张先生肯定地说：拿走看的，直到现在还没有归还给我。我问：张耀南是什么时间拿走的？两本都拿走，还是只拿了一本？张先生回答：时间在你给我第一本后不久，因此他拿走的只是第一本（1906－1926年）。
为了进一步证实，我给张耀南先生打了电话。当问及大作中怎么有许多文字与我未刊的《张东荪著述年表》相同时，他坦然承认：这是“用”你的《年表》写的；当问及我没有给你、你是怎么得到的时，他承认：是从张饴慈那里看到的；当问及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一直不给我打招呼时，他回答：太忙了，没有时间；当问及既然是“用”我的《年表》写的，为什么你还在书中特别强调说你的《东荪先生年表》“为海内外首份，无任何类似资料可资依凭”时，张耀南先生沉默不语。
张耀南先生是一位经过名师指点、在一流名校优良的学术环境中薰习多年的哲学博士，一位自称“已出版多部中外哲学专著，及专论张东荪思想之著作”的副教授。说来张耀南先生应是比较成熟的学者了，居然会连同那些猜不出的字迹作为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一位自称“我研究东荪先生思想的作品，没有哪一篇是没有反响的”研究专家，怎么会如此懒惰，连“用”的《年表》核对一下期刊目录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肯做？更加令人费解的是，“用”了别人的东西不仅不注明，而且还强调“以上《东荪先生年表》，为海内外首份，无任何类似资料可资依凭”。
事实的经过便是如此，是是非非，请大家给评评理。
编者附言：在接到左玉河先生文后，为核实事情经过，我们拨通了张耀南先生的电话。据张耀南先生称，他是张东荪研究的权威学者，有关著述正式出版的已过百万言。闻及此事，张先生辩解说，左玉河先生并没有一部可称为《张东荪著述年表》的东西，他仅在张饴慈先生处见过有关张东荪的文章年表。张耀南先生坚持认为，约35万字的《张东荪》一书仅在最末部分的《东荪先生年表》（P408－P419）中参考了左文1000余字，该书的其余部分则纯系独立完成。关于《张东荪著述年表》的有无问题，我们又询问了左玉河先生。他则说，给张饴慈先生的虽然仅是《张东荪著述年表》的文章部分，但在封面上明写着“张东荪著述年表（1906－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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